特朗普发动“301调查”，处理贸易逆差的方法不切实际！
近日，美国对中国发起单边贸易调查。
美国当地时间8月14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针对所谓“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调查，特朗普声称这是要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
8月18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此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调查中，“301条款”成为关键词。“301条款”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到310节，一般而言，“301条款”是美国贸易法中有关对外国立法或行政上违反协定、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
《人民日报》引述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的比喻，在“301调查”中，美国政府既是警察（判断外国政府是否有错）、检察官（提起诉讼），又是陪审团（甄别证据）、法官（决定是否采取报复性措施）。
如果特朗普政府采取损害当前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措施，将会带来何种风险？
今年5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发布《CF40-PIIE联合报告（2017）：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经济关系》（以下简称《联合报告》），全面分析了当前中美贸易关系，并对美国可能发起的贸易战带来的后果进行了全面阐述。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 执行副总裁兼研究总监马库斯·诺兰徳在《联合报告》的《贸易战的风险与成本》一文中提到，特朗普政府想要实现贸易保护，但其处理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的方法却不切实际。想要降低国家的贸易逆差，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提高储蓄率——减少公众的负储蓄是最显而易见的做法。不幸的是，美国的财政政策却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
此次特朗普针对中国可能发起的“301调查”，直指美国对中国持续扩张的贸易逆差。
自选举期间，特朗普便一再将贸易政策列为其重要筹码，不断强调贸易差额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双边贸易的差额。
马库斯·诺兰徳指出，依照这种思路，美国所背负的总值500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逆差是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其中有一半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统计的对美货物贸易顺差达2540亿美元，而美国统计的对华逆差额高达3470亿美元，对华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总额的比重接近50%。
巨额的贸易逆差，让特朗普发起对中国贸易行为的调查，他依据的是“301条款”。该条款规定，只要认定贸易对手有“不公平或者歧视性的手段对美国商业产生限制”，美国政府就可以根据301条款启动调查和实施反击。
基于301条款，美国也曾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末，分别对日本和欧洲发实施了100%的关税。虽然这种单边贸易报复措施已经不再符合当下WTO的原则，但仍时有发生，例如2010年奥巴马政府就接受了美国钢铁工人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启动301条款调查的要求。
不过，“301调查”自面世以来，一直遭到其他国家反对。1994年底，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案(Uruguay Round Agreement Act, URAA)发布行政措施声明后，301条款得到了世贸组织（WTO）的较强限制。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后，“301调查”基本被美国政府束之高阁。
根据美国现行法律，总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可以在贸易领域采取单方面行动。马库斯·诺兰徳指出，这有可能导致贸易战争。
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的消息很快受到全世界广泛关注，《人民日报》撰文称，这背后的潜台词在于美国采取单边主义色彩浓厚的举措，有可能将中国的贸易行为视作“非公平”与“不合理”，从而对中国实施征税、限制进口等单边贸易制裁。
贸易战争是否会就此打响，马库斯·诺兰徳指出，更大的威胁来源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倾向将以何种方式与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互动。在当下这个关键的时间点，问题很有可能迅速升级。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倾向到底如何，可以直接从其贸易团队成员及其主张进行分析。
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等人对特朗普的贸易团队进行了分析，特朗普政府贸易团队核心，包括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和国家贸易委员会（特朗普新成立的部门）。其中，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领导者，他以在与国家贸易委员会的纳瓦罗(Peter Navarro)合作的论文中表示，贸易逆差会损害一国的经济增长，认为美国应该采用防御性的贸易措施避免贸易对手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管涛分析，纳瓦罗更以对中国强硬出名，主张采取激进的手段减少中美贸易逆差。美国贸易代表赖思哲(Robert Lighthizer)则全权负责美国对外的贸易谈判。赖思哲在里根政府时期就担任过代理美国贸易代表，参与过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战，此后长期担任钢铁行业的贸易谈判律师，熟悉各种贸易手段和工具。赖思哲从来都不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主张通过强化执法来对付“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作为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之前就深度参与贸易谈判的专家，赖思哲对WTO的许多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都不满。特朗普本人更是认为美国在许多贸易协定中都吃亏了，甚至威胁退出WTO。
简言之，从几位核心贸易团队成员的背景来看，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措施主要有几方面特征：打击面包括与美国有较大商品贸易顺差的国家，例如中国、墨西哥、日本、德国，而无论是否真的存在不公平贸易壁垒和汇率操纵行为；强化执行美国法律框架内的贸易救济措施，政府部门主动发起反补贴反倾销调查而非基于商业情愿；不惜挑战WTO规则以获得竞争优势。
马库斯·诺兰德分析认为，从当前特朗普采取的诸多措施中可以看出，本届政府与第一届里根政府十分类似，但却更加令人厌恶：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使得里根不得不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特朗普政府的官员们赞成里根政府的对日贸易政策，他们把这些政策作为典范。当下，中美两国的关系与当时的美日关系大相径庭。对于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真正的问题要等到2018年或2019年才能显现出来。到那时，特朗普的财政刺激政策会正式生效。特朗普政府想要实现贸易保护，但其处理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的方法却不切实际。
马库斯·诺兰徳在上文中指出，如果总统根据当下的局面需要，对中国施加全面的惩罚性关税，而中国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随之而来的贸易战争将会大大损害美国的经济——就业受损，生产萧条，金融市场也会一片混乱。
他进一步分析，如果中国不对美国施加全面关税，而是以牙还牙，在特定部门（如航空、大豆、商业服务等领域）采取相应措施，则会对美国造成巨大的打击——二者之间的差距十分显著。
如果中国不再从美国购买飞机，179,000人将失去工作。受此冲击最严重的是西雅图-塔科马-艾弗雷特、华盛顿、威奇托、堪萨斯等地的大都市区。如果中国削减向美国购买的商业服务，受到最严重打击的区域，几乎能组成美国的高技术区域地图。洛杉矶首当其冲，其后是西雅图、纽约、芝加哥、休斯顿、硅谷、菲尼克斯和达拉斯。
相反的是，如果中国禁止大豆通商，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乡村城市带（从阿肯色州、田纳西州一直到密苏里州）将会受到严重影响。21个乡村城市中将近10%、甚至更多的人将面临失业。与城市中大规模、密集的劳动力市场不同的是，在人口稀少的、彼此临近的乡村地区，失去工作的人们很难找到新的工作。
当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对中国而言，受影响最大的行业集中在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高且替代弹性较高的行业，例如钢铁及金属制品，化工制造，服装及纺织，机械设备，电子设备，汽车及零件等。医药、木材和电影音乐行业也很可能受波及，因为这些行业存在强势利益团体并且在华盛顿影响很大，政治敏感性较高。木材行业则一向是华盛顿的政治敏感问题，美日、美加间均发生过木材行业贸易摩擦，近年也对中国木材行业发起过双反案件。
此外，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一向敏感，近期曾发布白宫报告强调半导体行业的国家安全问题重要性，可能会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特别针对半导体行业作出规则调整。
原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和PIIE所长亚当·伯森在上述《联合报告》中撰文指出，美国政府给中国强加的这些贸易壁垒只会将其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其他国家，造成效益和福利的损失。中美贸易战爆发不仅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同时也会影响全球经济，并进一步在金融和需求方面对中美造成影响。
面对美国可能发起的贸易战争，中国该如何应对？
哈继铭和亚当·伯森指出，中国需要两个层面上的战略：一个是在短期缓和紧张局势的战略，一个是在短期战略失效时的中期战略。
在短期内，中国应该做出表面上温和的回应，调整自身行为或法律结构，而不是政策目标和经济结果。这样做可以肯定美国政府过去在国际商业中所倡导的原则，它们仍是世贸组织和体系其他方面的基础。例如，中国政府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官方或国有企业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同时扩大金融、旅游等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这些服务业都是美国能够出口的。这一切将与特朗普政府的破坏性“购买美国货”运动和政府采购限制形成鲜明对比，并在获得新机会的美国企业中制造出明显的“赢家”。
中国也可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这将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同时也会给美国带来很大利益，并在整体上缓解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国家资本主义”是美方对中美贸易环境的重要关切，这有一定的正当性。尽管过去四十年来国有经济的市场份额已经大幅下降，但国有企业在金融、电信等服务行业仍然占主导地位，政府通过不透明的形式为企业提供补贴、优惠贷款的现象仍然存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可以削弱贸易伙伴对中国的指责。如果中国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减少钢铁和铝业的产能过剩，这将会适时地给特朗普政府制造一个“胜利”，尽管中国钢铁生产商的真正竞争对手是印度、韩国和土耳其。并且这将改善中国的生产率。
哈继铭和亚当·伯森认为，中国也需要对特朗普政府可 51 29977 51 15534 0 0 2913 0 0:00:10 0:00:05 0:00:05 3101的施压作出中期回应。这个计划应该主要是多边的。
首先，利用国际体系中的现有手段，从法律上挑战并在适当情况下报复美国的保护主义和欺凌行为。中国应该尽可能地抑制单方面报复打击的冲动，因为其结果虽然会损害美国但仍是双输的。相反地，中国应该通过世贸组织等途径去尽可能地打击美国的坏政策。
第二，中国应与其他经济体一起，联合抵制特朗普政府违反以前美国政府常规做法或规则的行为。这就意味着中国与欧盟和日本、韩国一起抵制美国，维护现有制度。这也意味着中国可以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协议，积极推动区域和其他自由贸易协定，但最好是以开放的区域主义为原则。这将导致可见且合法的贸易转移和美国企业机会的丧失，让美国看到其做法的错误。
同样，马库斯·诺兰德指出，正确的应对方式并非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而是采取一系列改良的调整措施，推行长期政策，以增加美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力。货币操纵、非市场经济体地位、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等议题都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引爆点。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贸易冲突将会随之而来，中美两国经济都将受损，甚至会蔓延到整个世界。在贸易战争中，中美两国只会两败俱伤。
马库斯·诺兰德认为，开启磋商或是更好的选择。这样，双方就可以达成一种平衡：中国想要越来越多地进入美国市场，而美国则担忧在中国的市场。给予中国部分市场经济地位或许是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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